《中国大历史》读书笔记3篇

《中国大历史》读书笔记3篇

　　《中国大历史》一书的作者是黄仁宇。该书是历史学家黄仁宇体现其“大历史观”的一部专著，它旁引了不少研究内容，分析中国历朝发展的问题，从欧洲的历史，以至经济学都有利用。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这本书的读书笔记，欢迎大家阅读！

　　《中国大历史》读书笔记（一）

　　历时俩月，终于读完了。很多东西读的半懂不懂，书到用时方恨少，书读的少，看大家写的东西就颇吃力！中间实在读不下去，就掺杂读些不吃力的，算是一种变相偷懒吧！

　　吕先生对于中国历史，皆在大量史料的基础上给出相对客观的剪裁记录，对于一些集体认识有偏颇的公断，亦在合理推断的基础上予以指出。读来颇受启示！

　　吕先生是史学界公认的读书最多的学者，二十四史通读数遍，为同人传为美谈。《中国大历史》初版于1923年9月（上海商务印书馆），是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中国通史。虽是一部学术性的专著，但预设的读者对象却是青年学生，史识丰富，笔调流畅，数年内不断重印再版，是二三十年代发行量最大的一部中国通史。

　　该书除了叙述历代的政治制度、经济组织、宗教文化、社会情形之外，尤其关注与中国历史关系密切的东南洋、中西亚各国、各民族的历史，诸如“近代的蒙回藏”、“近代的西南诸族”、“近代的后印度半岛”、“中西交涉的初期”、“藩属的丧失”、“俄蒙英藏的交涉”等内容，都有专门的章节加以叙述。

　　这些与现代中国休戚相关的问题，多为后来通史著作所缺失。书中包含的大量的知识原点，许多涉及历史、地理、语法、训诂、辨伪等方面的知识，都是工具书里不易查到的。

　　《中国大历史》读书笔记（二）

　　《中国大历史》是历史学家黄仁宇体现其“大历史观”的一部专著，它旁引了不少研究内容，分析中国历朝发展的问题，从欧洲的历史，以至经济学都有利用。

　　读完这《中国大历史》，便可感觉，作者写的历史，自始至终都在问着这样的一个问题：缘何中国的文明未能发展出上资本主义？求解这个问题，作者的关注点集中在财税制度上面。

　　依着这样的思路，从作者的叙述中，隐约可以看出，作者将中国的几千年发展历史分为了三段：第一段是中央集权、官僚体系、意识形态逐渐形成的时期，从商周发端，到秦汉。

　　隋唐第二段是从城市商业和国际（边境）贸易中产生了商业社会的种子，但这种子在官僚体系、自耕农经济和意识形态面前，只是发展出了服务于宫廷地主玩乐所需的奢侈品生产与商业，这一段从宋元到明清，中间从王安石变法到张居正变法，似有着搞“数目字管理”的意向，但数目字管理的条件仍未具备，变法必然失败。

　　第三段是清末受到外来侵略与冲击，开始寻找强国的途径，从清末的洋务自强运动到维新变法、立宪改革，再到辛亥革命、五四运动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、土地革命，直到改革开放，这一波一波的革命终于推翻了封建帝制，也创造了“一个新的高层机构”和“一个新的低层机构”。而“现在中国当前的任务，则是在高层机构和低层机构间敷设有制度性的联系才能从上至下，能够以经济及法治的方法管理，脱离官僚政治的垄断。”

　　《中国大历史》读书笔记（三）

　　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，对黄仁宇先生的第一印象都来自那本涵盖经济、政治和社会结构等方方面面的历史著作——《万历十五年》。因当时读这本书时各方面知识都不完善，因此对很多的现象和理论都一知半解。直到现在，只清晰地记得在网上查找相关的评论时，黄仁宇先生的“大历史”观点却经常被人提及。出于好奇，在这次的课外读物中，我选取了黄仁宇先生的《中国大历史》，希望能从中寻找到答案。

　　在黄仁宇先生的自序中，他也提到了大历史——采用综合的治学方法来看历史，把研究范围扩大到尽可能扩大，如以一个世纪或朝代为基点，发现它们之间的纵横总体联系，注重历史的结构性变动和长期发展趋势。因此《中国大历史》这本书虽说是以大历史视角观察长时段的中国历史，大开大合地讲述了从夏商周到现代中国的几千年历史起落，却没有太多的史料堆积，也没有太多的细节描写，而是始终围绕一个主题——在古代中国走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艰难探索历程中，是什么让华夏古文明延续到现在而没有分裂，这种中国传统社会为什么不能产生现代型经济体制。这实际上是两个问题，黄仁宇先生在文中都进行了不同层面的探讨，为此，我用自己的语言来做简要阐述。

　　第一，是什么让华夏古文明延续到现在而没有分裂？

　　1、家族组织与社会秩序

　　中国的农耕方式是自给自足，小自耕农使人们有一种自然的家族式聚集倾向，不需要与外界有太多的联系，虽然分散，但农耕方式让人们安定下来，减少了流动，也使得统治变得容易起来，各地的官僚可以随意调任，中国看起来就是一个大的“农村集团”，使得这种基层组织稳固的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统一的国家，而是儒家思想中对于家族伦理道德的强化。

　　所以，中国人的亲疏远近十分明显，无论是多少思想的深入，都不能超脱家族的组织，这也是那些入侵的非汉族在来到华夏大地后，不约而同地大部分采用汉人的官僚制度、文字等的原因。

　　2、地理与政治因素

　　“易于耕种的纤细黄土，能带来丰沛雨量的季风，和时而润泽大地、时而泛滥成灾的黄河，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三大因素。”正如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，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，人类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生存的问题。在物质不丰富的情况下，为了生存，才有了分工合作，慢慢形成了国家。

　　按照作者所言，纤细黄土示意耕种，可以供原始的工具耕耘，所以中国社会形成了小块耕地的操作。这在一定意义上稳定了农民，统治阶级便于向他们收税。这些税收，养活了整个官僚阶级，并且促进了当时的科技进步。但这样分散的小个体在面临自然灾害等困境的时候常束手无措，这就需要有强大的中央集权，比如面对经常泛滥成灾的黄河，中央能够调度全国资源，来帮助灾民恢复生活或者是建造大型的水利设施；中国西北地区游牧民族的抢夺也需要国防上的集权。

　　第二，中国传统社会为什么不能产生现代型经济体制？

　　1、税收体制

　　但这样一种优秀的耕作体系和中央体系却无法孕育出向西方那样的.资本主义萌芽，甚至可以说是不容产生现代型的经济体制，不免让人疑惑到底是为何。在书中，黄仁宇先生用了10页左右的篇幅介绍英国从一个农业国蜕变成为一个工业国家的过程，以货币作为管制全民的工具。用中国的当时的政治体制来阐释的话，就是税收。

　　黄仁宇先生观察历史注重从技术角度切入，他认为收税能力决定了政府的财政实力，财政体制决定了政府调配资源的方式。能不能以合理的制度将经济资源转化成税收，进而顺畅注入经济政治国防社会各项事业中，决定了一个王朝的兴衰成败。

　　中国古代税收体制之所以不能将传统社会推向现代，就在于间架性设计和数目字管理这两个制度软肋，这是黄仁宇先生研究中国历史的两把密码钥匙。所谓“间架性设计”，即因技术手段的限制，在无法摸清社会底层真实的前提下，在对经济基础平明所以的前提下，以一种抽象的概念直接设计上层建筑，而不考虑下层执行效果。

　　中国历史的第一帝国秦汉帝国，正是在这个态势下形成。这是中国政治体系在世界范围内的早熟，但在地方政府组织架构尚不完善、技术上的统计手段尚不完备之时，先完成了政治上的统一，则进一步固化了间架性设计的困境。“数目字管理”，即国家财政方面的商业化，商业管理方面有确定的制度可以遵循，财产权公平合法，注重保护私人产权等。先生认为，近代西方可以用数目字管理，中国传统社会和官僚组织由于技术手段的限制，不能用数目字管理。

　　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从公元前到20世纪始终直接向各个农户抽税的国家。但税收的基础极为广泛而又非常脆弱，为西方经验所无。政府既无从以累进税率抽税，通常的情形便是税收短绌，再则又要对贫弱无靠的人民周济，也连带受牵累。

　　2、官僚体制

　　唐朝的官僚机构缺乏与它平行的私人组织；它的执行全靠官僚之以名誉自重。经常下端的问题颇为重要，可是总是散乱，其上端的行政工具则又经常形式化而敷衍塞责。要使这个体系生效，只能从上向下加压力。然而到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则日渐削弱，安史之乱爆发。

　　黄仁宇先生认为，安史之乱源于财政困境，即使是将挥霍的钱财全部用于国防，在当时也缺乏使这些资金进入国防系统的有效财政转移手段。中国的悲剧乃是其在地方组织及技术上的设备尚未具有规模之际，先已有大帝国之统一，因之上下之间缺乏一段有效的中间阶层，全靠专制君主以他们人身上的机断弥补。

　　历史还是那段历史，黄仁宇先生却一反往常的角度，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引导到中国历史研究中，广泛综合归纳，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、写历史，而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，也引入了“间架性设计”和“数目字管理”，给人提供了新的阅读角度，从不同层面来看到历史问题，解读历史。都说人要从过去的经历中吸取经验和教训，社会和国家也是一样，从过去的组织和体制中找到弊端和可取之处，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。